收藏周刊：三星堆文化的来源方面，很多民众的疑问，这对于你们作为研究专家，也算是一个疑问吗？

郭静云：还好，三星堆文化的来源和它是否有文字，现在并不是大问题。我关心的主要是目前还不能确定这些祭祀坑是在什么情况下做出来的，当时做这样的祭祀坑的目的是什么。一号坑和二号坑里面的器物，年代有早有晚，差距很大。

收藏周刊：三星堆文化的来源，应该如何梳理？

郭静云：在盘龙城早期时代，成都平原的三星堆二期继承自宝墩文化[1]。但与此同时，我们依然可以发现，郑洛、江汉、成都平原的文化中，拥有许多共同的主题，因此造成各地遗址中经常存有一些相类似的陶、玉、铜质礼器。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在青铜时代，此三地不同的族群、文化与社会一直有些来往、交易的关系，甚或在某些时段中处于斗争、协盟或通婚的状态。

收藏周刊：为什么说是否发现文字，并不是大问题？

郭静云：我们知道，目前出土发现的早期文字是在殷周之前的青铜器上或者甲骨上。三星堆文化或者其他长江上游和大巴山地区的文化，实际上从已有的考古材料来看，也有证据间接表明当时有共同用的文字，长江中游有形成文字的痕迹，但因为没有直接出土，所以也不好讨论。

没有发现文字，有另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本来有文字，但没有被刻在可保存的载体上，或许曾经也有记录，但可能载体已经腐朽了；另一种，那就是没有我们能认的文字。曾经在巴蜀地区，出土了大量的巴蜀符号，但我们读不出意思。

收藏周刊：您说间接表明当时有文字？

郭立新：当时有贸易，贸易过程或多或少需要记录。当时盘龙城的楚商王朝直接掌握鄂东南赣西北地区的金属矿料开采和冶铸，并构建了一个以盘龙城为核心的远程贸易体系，位于北部的郑洛地区的二里头、偃师、郑州，位于东南部的虎国吴城、牛城和西南部的湘东北和湘中地区，位于西部的三星堆等，都是这一贸易体系的参与者。公元前1500——公元前1400年，吴城文化学习模仿盘龙城青铜制造技术，创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青铜文化，快速崛起于赣中地区。公元前第十五世纪中晚期，成都平原的三星堆人也突然开始铸造大型坚固青铜器术，大量铸器供于神庙。这种快速和突然出现的状况，也表明他们的青铜技术并不是由自己原创发明，而是学习、模仿、交易甚至定制的结果。

收藏周刊：我们能否通过器物分析，厘清三星堆与宝墩文化、长江中游文化的关系？

郭静云：通过三星堆出土的陶器可知，他的制陶技术很多可以跟长江中游对照。比如，三星堆出土的瘦袋足“陶鬶”，在比它早上千年的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中可以见到，而后者又是受长江下游崧泽、良渚文化的影响。三星堆有部分玉器，无论是形制还是技术，都有来自川东鄂西大巴山一带的痕迹，长江中游大溪文化就已开拓到这个地区。三星堆出有很多牙璋，这类器物就最早发现于大溪文化，在武陵山、大巴山一带有发现，距今将近六千年。

三星堆最有特色的器物之一是青铜面具或人形神像。其实，在比三星堆早约七、八百年的长江中游后石家河文明中，出土了很多玉质神人面像。有人做过比较，后石家河玉质神人像的造型跟三星堆的面具或神人像在构图、风格方面非常相似，只是后石家河玉器小，三星堆器物很大。而后石家河玉器比三星堆的礼器早很多，要说影响，显然是长江中游后石家河文明间接影响了三星堆的人形神像。由这些证据可推测，长江中游与长江上游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共同的文化背景。

长江中游后石家河文化早段，也就是文献记载中的“三苗朝代”（约4300-4000年前）。三苗原本对生活于长江中游低地平原农耕文明西边和南边山地的猎民群体的泛称。他们很早就与低地平原文明有密切互动，从平原学习制陶、制石等技术，并与平原开展交易，有时也会下山抢夺，给平原文明带来困扰。文献记载，尧、舜、禹都跟三苗有过战争。大约在后石家河文化早期，三苗趁平原区国家混乱，侵占了平原区国家的统治权，一度成为长江中游低地平原文明的统治者。后石家河文化玉器很多就为他们制作的。这种玉器混合了三苗和平原文明的信仰和技术。三苗群体的崇拜对象中，特别明确的是老虎。还有一个崇拜对象是老鹰，老鹰被作为崇拜对象，在巴山文化中也很明确的。三星堆的器物中，也正好可以看到崇拜老虎和贽鸟的情况。